美國的大學是怎樣賺錢的?

作者: 張天祁

轉載: 知識分子

哈佛大學校長辭職;MIT校長道歉;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爆發遊行抗議,學校停課警察入校逮捕學生……在巴以衝(chong) 突之下,美國大學正經曆著前所未有的撕裂。

在衝(chong) 突剛開始時,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校長被指對反猶聲音過於(yu) 縱容,而賓夕法尼亞(ya) 大學因舉(ju) 辦了巴勒斯坦寫(xie) 作文學節校長最終不得不辭職。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校方倒是強硬,但最後引發了一場席卷全美大學的抗議浪潮。

在麵對這個(ge) 複雜議題時,美國的名校們(men) 顯得有些進退失據,除了政治壓力以外,來自捐贈人的壓力也不可小覷:亨茨曼基金會(hui) 宣布停止對賓夕法尼亞(ya) 大學的捐贈;石嶺資本創始人史蒂文斯撤回對賓夕法尼亞(ya) 大學的1億(yi) 美元捐款;哈佛的1600名校友發起了“隻捐1美元”的行動……

在中國,大學的運營經費更多仰賴財政和稅收資助。然而在美國,高等院校尤其是那些頂尖私立大學在財政上非常依賴基金會(hui) 、公司和個(ge) 人捐贈者,因而不可避免地對大學施加重大影響。

美國頂尖私立大學的捐贈基金規模巨大,一些名校的捐贈基金積累到了富可敵國的程度。以哈佛大學為(wei) 例,其捐贈基金在2023年達到了507億(yi) 美元,甚至超過了突尼斯、巴林和冰島等120多個(ge) 國家的GDP[1]。

截至2023年6月30日,哈佛大學的總資產(chan) 為(wei) 730億(yi) 美元,總負債(zhai) 為(wei) 115億(yi) 美元,淨資產(chan) 為(wei) 615億(yi) 美元,報告還提到,捐贈基金是哈佛大學的財務支柱,支持大學工作的幾乎每個(ge) 方麵[2]。

以2023年當年為(wei) 例,哈佛大學該年的運營收入達到59億(yi) 美元,來自捐贈基金的就有22億(yi) 美元,占總額的37%;所有學生的學費、住宿費等加起來,占總收入的22%;。而包含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機構全部撥款的“讚助支持”類別,隻能占到總營收的17%。

不僅(jin) 是頂尖私立精英大學,現在一些美國公立學校由於(yu) 財政撥款的減少,也加重了對捐贈基金的依賴。

自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多州對公立大學的資金支持出現了減少的趨勢,這在堪薩斯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亞(ya) 州等地尤為(wei) 明顯,導致這些州的公立大學失去了重要的財政資助。

以加州為(wei) 例,加州大學的預算研究表明,州政府對該校每個(ge) 學生的預算撥款在21世紀初經曆了顯著下降:從(cong) 20世紀80年代末的高峰,每個(ge) 學生可獲得約2.5萬(wan) 美元的撥款,到2005年減少至1.5萬(wan) 美元,而到了今天,每個(ge) 學生得到的撥款進一步降至1.1萬(wan) 美元[3]。

在布什政府於(yu) 2007至2008年削減開支後,公立大學的財政狀況更為(wei) 緊張。隨著聯邦撥款的收緊以及各州對高等教育的資助持續減少,公立大學不得不更依賴私人捐助者,從(cong) 而緩解招生人數下降、財政緊張的狀況[4]。

捐贈基金規模的迅速膨脹是近幾十年的情況。一項對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所大學投資情況的回顧發現,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私立學校捐贈基金大多投資於(yu) 債(zhai) 券、股票之類資產(chan) 。

然而,從(cong) 1985年至2011年期間,三校捐贈基金對股票的配置迅速減少。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股票持股量從(cong) 60%以上下降到不到10%,私募股權的配置則從(cong) 不到5%急速上升到30%以上[5]。同時,從(cong) 1990 年到 2021 年,60 所最富有學校的捐贈基金平均增長了 423%,從(cong) 平均 15 億(yi) 美元(按購買(mai) 力計算)攀升到今天的 90 億(yi) 美元[6]。

美國的大學是怎樣賺錢的?

1990-2011年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捐贈基金對私募股權的配置

引領變革的是耶魯大學捐贈基金經理大衛·斯文森(David Swensen)。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曆史學教授亞(ya) 當·圖茲(zi) (Adam Tooze)介紹,斯文森率先提出投資股票和基金長期來說很難跑贏大盤,應該轉向私募股權等投資方向,進行各種類型的異國土地交易,比如在購買(mai) 巴西的農(nong) 業(ye) 用地。這些低流動性的交易對需要迅速回款的短期交易者來說行不通,但大學的捐贈基金長期存在,可以在流動性差的投資上冒險[7]。

在斯文森的管理下,耶魯的捐贈基金迅速增長。斯文森還鼓勵其他學校效仿“耶魯模式”,將更多資金投入風險更高的私募股權和房地產(chan) 對衝(chong) 基金,而不是低風險、低回報的投資。對於(yu) 大學來說,高額的捐贈基金能帶來更好的科研教學條件,吸引更好的生源,這對大學評分至關(guan) 重要。很快,耶魯模式在生態位相近,優(you) 秀生源競爭(zheng) 激烈的美國名校中推廣開來。

根據全美大專(zhuan) 院校商業(ye) 官員協會(hui)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的一項研究,平均而言,捐贈額超過 10 億(yi) 美元的大學將其捐贈投資組合的 18% 投資於(yu) 私募股權,超過 14% 投資於(yu) 風險投資。常春藤聯盟成員布朗大學在 2022 財年將其捐贈基金的 43% 用於(yu) 私募股權投資。相比過去,現在的大學更像是一個(ge) 金融產(chan) 品,甚至有人調侃“哈佛不過是附帶了一所大學的對衝(chong) 基金”[8]。

01、頂尖大學還是國際大鱷?

耶魯模式下的捐贈基金投資風格,和人們(men) 對大學的通常印象反差極大。

在美國國內(nei) ,大學一直以非營利機構的麵貌出現,享受著免稅優(you) 惠政策,但在海外,它們(men) 搖身一變成為(wei) 資本巨頭,通過精心策劃的投資和稅務策略,大舉(ju) 購買(mai) 礦產(chan) 、能源和土地等資產(chan) 。

舉(ju) 個(ge) 例子,哈佛大學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農(nong) 田買(mai) 家之一。哈佛大學 2008 年開始在巴西、南非和新西蘭(lan) 通過當地的合作夥(huo) 伴購買(mai) 農(nong) 田。截至 2017 年 6 月,哈佛大學已向其各農(nong) 田子公司注入了超過 9.3 億(yi) 美元,並獲得了全球超過 850,000 公頃農(nong) 田的控製權。

哈佛大學隻是投資農(nong) 田熱潮中的一員,2008年金融危機後,很多大學捐贈基金都在尋求新的投資方向。德克薩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密歇根大學、埃默裏大學和賓夕法尼亞(ya) 大學都有類似的投資[9]。

2012 年,10 所學校投資了開曼群島的一家名為(wei) EnCap Energy Capital Fund IX-C的企業(ye) 。這是一家以收購和開發北美石油天然氣產(chan) 業(ye) 而聞名的私募股權公司。投資者包括阿拉巴馬大學、德保爾大學、東(dong) 北大學、匹茲(zi) 堡大學、普渡大學、裏德學院、羅格斯大學、雪城大學、德克薩斯理工大學和華盛頓州立大學。

總部位於(yu) 百慕大的阿普爾比律師事務所一次文件泄露,也暴露一些大學在全球範圍內(nei) 的投資。例如,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和杜克大學的投資基金於(yu) 2015 年持有在馬恩島注冊(ce) 的 Ferrous Resources 公司的股票,該公司的主要業(ye) 務是在巴西開采鐵礦。公司計劃在那裏建造一條480公裏長的管道,將鐵漿從(cong) 米納斯吉拉斯州的一個(ge) 礦山運送到港口,結果引發了示威活動。

這次文件泄露還顯示,美國大學越來越多地轉向秘密的海外投資,這些往往隱藏在複雜的操作之下,以避免合規問題以及避稅[10]。

由於(yu) 大學是不以營利為(wei) 目的的機構,大學捐贈基金的捐款可以抵稅,這些資金的資本收益也可以免稅,不過,當學校從(cong) 與(yu) 其核心教育使命無關(guan) 的企業(ye) 獲得收入時,就可能被要求納稅,這種稅的目的是防止非營利組織與(yu) 營利性企業(ye) 進行不公平競爭(zheng) 。

通常,大學會(hui) 在私募股權基金和捐贈基金之間建立另一個(ge) 公司層級,這樣應稅收入不會(hui) 直接流向捐贈基金,而是流向在開曼群島或英屬維爾京群島這些避稅天堂設立的公司。這些操作讓捐贈基金的運營狀況變得更加不透明。

02、象牙塔?地產(chan) 商!

大學常被稱作象牙塔,這個(ge) 詞本身有與(yu) 世隔絕,遠離現實社會(hui) 沉浸於(yu) 精神追求的意思。但現在的美國大學的發展卻是離開象牙塔,邁向高樓大廈。大學不再隱居於(yu) 城市一角,而是成為(wei) 了城市中最大的房地產(chan) 商,甚至把整個(ge) 城市變成一個(ge) 大號的校園,或者叫大學城(UniverCity)。

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Columbia)和紐約大學(NYU)現在是曼哈頓島上最大的兩(liang) 個(ge) 土地擁有者。耶魯大學及其醫院是紐黑文最大的土地持有者之一,在紐黑文校區周圍購買(mai) 了多處店麵,將巴諾書(shu) 店和蘋果商店搬進了曾經租金低廉的當地商業(ye) 區,成為(wei) 該市最大的商業(ye) 業(ye) 主。他們(men) 甚至還雇一支私人武裝保安部隊,管轄著整個(ge) 城市的治安。

這幾所大學並不是特例。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學院的美國研究教授達瓦裏安-鮑德溫(Davarian Baldwin)認為(wei) ,“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大學已成為(wei) 主要的雇主、房地產(chan) 持有者、醫療保健提供者,甚至是警務人員”[11]。

在美國最大的 100 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的最大雇主是大學。即使是在擁有 45 家《財富》500 強企業(ye) 的紐約,前十大私營雇主中也有五家是大學和學術醫療中心這樣的支柱機構。它們(men) 已成為(wei) 鄰近商業(ye) 區的管理者,負責電影院翻新和酒店建設等各種項目。甚至還為(wei) 臨(lin) 時店鋪提供免費租金[12]。

這種現狀背後有其曆史根源。隨著美國城市的產(chan) 業(ye) 空心化,地方政府需要新的經濟增長點,缺乏政府經費支持的大學也試圖通過運營城市社區賺錢。大學和城市領導的利益趨於(yu) 一致,希望以校園為(wei) 中心,創造出舒適的、可控的城市體(ti) 驗。

於(yu) 是,大學通過與(yu) 商業(ye) 開發商合作,將校園打造成集商業(ye) 、教育、居住為(wei) 一體(ti) 的綜合性城市區域,吸引中產(chan) 階層和高端人才,提升競爭(zheng) 力。這種綜合體(ti) 不僅(jin) 包括教育設施,還涵蓋了商業(ye) 地產(chan) 和高端住宅。

各地的大學都熱衷於(yu) 投資房地產(chan) 項目。大型公立大學如佐治亞(ya) 理工學院、華盛頓大學和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甚至與(yu) 私人開發商合作,在大學校園內(nei) 建設 “創新區”,將辦公樓和零售商店集中起來出租給私人公司,而非用作宿舍或者教室。

哈佛大學也有著自己的創新區。哈佛在阿爾斯頓(Allston)擁有 250 英畝(mu) 的土地,在那裏準備建設了企業(ye) 研究園區,它和創新實驗室、為(wei) 本科生設立的 i-Lab 孵化器等一起,構成了哈佛設想中的“集商業(ye) 、投資資本、研究和科學發展為(wei) 一體(ti) 的社區”[13]。

私人公司也樂(le) 於(yu) 進入這些“創新區”,因為(wei) 大學的土地有著免稅地位。隻要工作是在校園內(nei) 完成,私營公司的研究收入以及知識產(chan) 權帶來的收入都會(hui) 減稅。普林斯頓的禮來公司就校園裏開展業(ye) 務,利用減稅政策創造競爭(zheng) 優(you) 勢。

在推動產(chan) 學研發展的大旗下,地方政府、開發商和大學都抓住了建設所謂的“創新區”和“知識社區”的機遇,從(cong) 中獲得了豐(feng) 厚的收益。他們(men) 將校園及其周邊地區改造成一個(ge) 集豪華住宅、商鋪、教室和實驗室於(yu) 一體(ti) 的綜合區域,並由擁有公共權力的私人保安進行巡邏和監管。盡管各方仍然聲稱這些舉(ju) 措是為(wei) 了教育目的,但這更多是一種避稅的手段,本質上已經是一門高檔社區房地產(chan) 生意。

另外,隨著各州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減少,為(wei) 高等教育買(mai) 單的是學生和他們(men) 的家庭。建設高檔社區也是吸引學生的一種手段,或者更貼切地說,是吸引“客戶”。今天的美國大學校園,每一個(ge) 新的實驗室或教室附近都可能有一個(ge) 新的學生娛樂(le) 中心、足球場或帶遊泳池的豪華宿舍。但這樣的繁榮是有代價(jia) 的,學校往往需要借錢來建設這些設施[14]。

加州大學就是一個(ge) 例子。根據一份2023-24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分析簡報,加州大學的醫療中心每年產(chan) 生的收入超過了學雜費和州政府資助的總和。2023年來自住房、餐飲、書(shu) 店、體(ti) 育、停車、文化機構和活動的輔助收入,也占到了學費的三分之一左右[15]。

美國的大學是怎樣賺錢的?

醫療中心和其他設施的建設,當時都是靠發行債(zhai) 券進行融資。2003年,州政府削減了加州大學係統 8% 的撥款。為(wei) 彌補財政缺口,加州大學校長和銀行家以及私募股權投資人商議,發行債(zhai) 券為(wei) 新項目融資,包括醫療中心和體(ti) 育設施。

最終,這些成本落回到了學生和教職員工身上。如今加州大學的債(zhai) 券一半以上由“一般收入”作為(wei) 抵押,其中包括學費收入、房地產(chan) 資產(chan) 和利潤,以及餐飲、體(ti) 育場館、停車費等輔助服務收入。

為(wei) 了償(chang) 債(zhai) 以及保持機構的信用評分,大學必須增加學費收入、房地產(chan) 資產(chan) 和輔助服務利潤,並降低勞動力成本。為(wei) 增加學費收入,加州大學提高了學費,並且更偏向招收學費更高的州外和國際學生。現在加州大學州內(nei) 學生每年學費為(wei) 14,000 美元左右(州外學生的學費是州內(nei) 學生的三倍多),每年的總費用(學費、住宿費、醫療費、書(shu) 本費和用品費)接近 40,000 美元[16]。在房地產(chan) 和輔助服務方麵的投入,也推高了本地的生活成本。

03、不再獨立的大學?

私人支持的捐贈基金一直是美國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沒有它,美國全球領先的私立大學就不會(hui) 出現。捐贈基金的支持使學校能夠對政府資助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這種獨立性帶來了兩(liang) 個(ge) 主要好處:一是減少了官僚式的監管,二是為(wei) 大學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去探索和實施創新的教育模式。許多美國大學之所以能夠存在並蓬勃發展,源於(yu) 讚助人的慷慨和遠見,這些想法往往得不到主流資助體(ti) 係的支持[17]。

然而,隨著捐贈基金的膨脹,大學的運營也開始變味。

從(cong) 管理上看,基金經理已經在多所教育機構的董事會(hui) 中占據了重要位置。以巴納德學院為(wei) 例,該校捐贈基金的近三分之二都投入到了對衝(chong) 基金中,而它們(men) 的董事會(hui) 成員中包括至少四位現任或前任的對衝(chong) 基金經理,以及眾(zhong) 多金融行業(ye) 的高級管理人員。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紐約大學,該校的董事會(hui) 至少包括六位對衝(chong) 基金經理和六位私募股權經理,此外還有一些代表對衝(chong) 基金利益的金融業(ye) 高管和律師[18]。

捐贈基金中的大部分都是附帶條件的受限捐贈,學校不能自行決(jue) 定用途。根據教育援助委員會(hui) (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的數據,高校用於(yu) 運營的捐款中有 90% 以上是受限捐贈,助學金大概占總量的10%。一些捐贈者幹涉了學校的人事安排和課程設置,引發了關(guan) 於(yu) 大學獨立性的擔憂[19]。

2021年,耶魯大學的曆史學家貝弗利·蓋奇(Beverly Gage)表示自己因為(wei) 捐助者的壓力辭職,而大學沒有捍衛學術自由,按照她的說法,在她此前負責耶魯“大戰略”項目期間,在公共平台上的發言引起了捐助人不滿,捐助人聲稱要收回剩餘(yu) 資金,並且建立一個(ge) 新的顧問委員會(hui) ,由捐助方決(jue) 定人選[20]。

去年年底,由於(yu) 巴以衝(chong) 突引發的校園抗議日益激烈,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賓夕法尼亞(ya) 大學三校校長在國會(hui) 有關(guan) 大學校園反猶太主義(yi) 的聽證會(hui) 上作證,言論引起爭(zheng) 議,74位議員聯名給學校寫(xie) 信,要求撤換校長。

在聽證會(hui) 後不久,賓夕法尼亞(ya) 大學沃頓商學院畢業(ye) 的對衝(chong) 基金經理羅斯-史蒂文斯(Ross Stevens)聲稱要撤回價(jia) 值一億(yi) 美元的股票,沃頓商學院顧問委員會(hui) 的商界精英們(men) 也呼籲更換新的領導層,幾天之後,時任校長利茲(zi) ·馬吉爾(Liz Magill)辭去校長職務。

雖然馬吉爾的辭職是多方壓力下的結果,但也能看出,在素來強調自己獨立性的大學,捐助者在政策和人事上的態度已經無法忽視。

捐助人可以像大股東(dong) 那樣對大學施以壓力,而學生卻很難爭(zheng) 取自己的利益。對衝(chong) 基金以所謂的 “2加20”模式運作,即從(cong) 管理資產(chan) 中收取 2% 的基本費用,同時抽取 20% 的利潤。2014 年,耶魯對衝(chong) 基金經理賺取了 4.8 億(yi) 美元,而用於(yu) 學生學費補助和獎學金等方麵的資金僅(jin) 為(wei) 1.7 億(yi) 美元[21]。

捐贈基金沒能給學生提供足夠的幫助。加州大學聖克魯茲(zi) 分校經濟學家喬(qiao) 治·布爾曼(George Bulman)發現,對於(yu) 大量私立學院和大學來說,捐贈收入並未用於(yu) 擴大招生或大幅增加對經濟困難學生的援助。事實上,布爾曼發現,捐贈基金的收益主要用於(yu) 運營支出,提升了學校的全國排名。在對學生提供經濟援助這方麵,捐贈基金的支持“在統計上微不足道”[22]。

去年加州大學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的大規模罷工中,代表這些工人的工會(hui) 發現,40% 的會(hui) 員將一半以上的收入用於(yu) 支付房租。盡管加州大學是本地的主要房地產(chan) 投資者之一,但這並沒有幫助學生和博士後減輕房租負擔。反而是大量投資房地產(chan) 推高了居住成本。加重了學生和博士後的經濟負擔[23]。

近期由巴以問題引爆,席卷美國校園的學生抗議活動,關(guan) 鍵訴求之一也和捐助基金的處置有關(guan) 。普林斯頓大學學生要求“披露、撤資並與(yu) 那些助長侵犯巴勒斯坦人生命的組織脫離關(guan) 係”,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學生希望校方從(cong) 與(yu) 以色列有關(guan) 聯的公司撤資,並且提高捐贈基金的財務透明度[24]。

這不僅(jin) 是校園內(nei) 的言論自由或政治立場的問題,也是對大學運營方式的質疑。關(guan) 涉到大學如何管理其財務資源,如何和外部經濟力量互動的問題。就如亞(ya) 當·圖茲(zi) 所說“對相當一部分抗議者而言,抗議所涉及的問題完完全全是個(ge) 政治經濟學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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