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量決定學術高度？LSE教授的中國田野調查生存指南

很多同學向往學術圈，覺得“做學術很單純”，不用沾染太多俗氣，更不用“混跡江湖”。

但如果你真的做過田野調查，在村莊裏蹲過點，你就會(hui) 發現：學術圈才是真正的“江湖”！你以為(wei) 你能躲開酒局飯局？不信？你試試看，不“入鄉(xiang) 隨俗”，誰願意跟你掏心掏肺聊家長裏短？誰願意給你介紹村裏的“百事通”？

中國人對這種人情的“套路”早已習(xi) 以為(wei) 常，但你想過沒有：如果一個(ge) 外國學者來中國做田野調查，麵對這種不一樣的文化，他們(men) 會(hui) 怎麽(me) 想？是崩潰？是迷惑？還是……直接加入戰鬥？

今天，我們(men) 這篇文章來源於(yu) 一位英國教授——倫(lun) 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人類學教授查爾斯·斯塔福德（Charles Stafford）。

他從(cong) 20 世紀 80 年代就開始在中國黑龍江的農(nong) 村“混江湖”，專(zhuan) 門研究道德和經濟生活，還出了不少書(shu) ，比如《現代中國的分離與(yu) 團聚》(2000)，主編《中國的日常倫(lun) 理》(2013)。

那麽(me) 問題來了：

• 一個外國人，在中國東北的農村，是怎麽“混飯局”的？

• 他是怎麽在酒桌上“套”出村民的真心話的？

• 他又是怎麽從喝酒和飯局裏，看出中國東北農村和美國俄克拉荷馬州農村的文化差異的？

別急，這篇文章將帶你走進查爾斯·斯塔福德的“田野江湖”，看看他是如何用酒量和飯局，打開中國農(nong) 村的“秘密之門”的！

譯文：

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時，為什麽總是離不開喝酒呢？

先說說我在美國的田野調查。在美國俄克拉何馬州，當地人談起生活和經曆時是非常開放和熱情的，比如他們(men) 會(hui) 聊到沙塵暴的問題、過去大蕭條時代的故事，還有不少人是在條件艱苦的農(nong) 場長大的。然而，談話結束後，他們(men) 卻幾乎從(cong) 不邀請我留下來一起吃飯，結果我常常一個(ge) 人待在酒店房間裏看電視。

而在黑龍江，我幾乎立刻就被卷入了“飯局循環”中，這對在中國鄉(xiang) 村做田野調查的人來說並不陌生。有時我午飯剛喝過酒，稍稍恢複力氣，就又被朋友拉出酒店去吃晚飯。這種狀況讓我在短時間內(nei) 認識了許多人。

從(cong) 表麵上看，黑龍江作為(wei) 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地點，無疑比俄克拉何馬州更有優(you) 勢，因為(wei) 當地人（即未來的研究對象）或多或少以友好的方式“強迫”你參與(yu) 其中。

為(wei) 什麽(me) 在田野調查中不能過於(yu) 依賴飯局和喝酒呢？

至少有三個(ge) 缺點：

首先，我在集體(ti) 社交活動上花了大量時間，比如春節期間的長時間吃喝和打麻將，這些活動往往沒什麽(me) 成效。

在這種環境下，人們(men) 隻是在走過場，關(guan) 注的隻是彼此或者麻將。此外，當人們(men) 聚在一起玩樂(le) 時，周圍的噪音和混亂(luan) 大大增加了交流的難度。

從(cong) 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與(yu) 訪談對象在安靜環境中一對一交談通常更具成效。在俄克拉何馬州時，我在相對安靜的環境中聽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分享，最終我的研究變成了一係列有時間限製的半結構式訪談，這對人類學研究至關(guan) 重要。

其次，參加社交活動時酩酊大醉在中國北方是常見的事情。

雖然這對於(yu) 人類學家來說不見得是壞事，但卻會(hui) 幹擾思考、溝通和記筆記。如果酗酒成為(wei) 常態，甚至每天都這樣，那對研究來說就不僅(jin) 僅(jin) 是個(ge) 小麻煩，而是嚴(yan) 重的障礙。

第三個(ge) 缺點與(yu) 性別有關(guan) 。顯然，相較於(yu) 女性，男人更顯無聊。

如果有機會(hui) 和女性交談，就應當忽視身邊的其他男性。在黑龍江，吸引人的社交活動往往帶有明顯的性別色彩，這讓我隻能有機會(hui) 和男性交談。換句話說，男性建立了“飯局網絡”，而女性則在其他地方進行更有趣和信息豐(feng) 富的交流。

如果沒有飯局，那社會(hui) 關(guan) 係是否就不存在呢？

在中國東(dong) 北與(yu) 美國俄克拉何馬州，社會(hui) 關(guan) 係的性質有著顯著差異。簡而言之，黑龍江的“社會(hui) 性”似乎比俄克拉何馬州要強烈得多。這可能是人們(men) 在討論名義(yi) 上的“集體(ti) 主義(yi) 社會(hui) ”與(yu) “個(ge) 人主義(yi) 社會(hui) ”時所期待的一麵。

但我發現，這些標簽極具誤導性，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

在田野調查中期，我發現自己在黑龍江的“人脈建立率”大約是俄克拉何馬州的四倍。這意味著，在相同的研究階段，我在黑龍江建立的人脈網絡人數是俄克拉何馬州的四倍，因為(wei) 在中國建立人際關(guan) 係要容易得多。同時，我估計在田野調查中，我在黑龍江的聚餐頻率約是俄克拉何馬州的十二倍。

盡管有這些顯著的可量化差異，但在俄克拉何馬州的農(nong) 村，社會(hui) 性同樣重要。那裏的社區通過教堂聚會(hui) 、咖啡小組（老年男性）、縫紉小組（老年女性）、農(nong) 民協會(hui) 和大家庭網絡等方式聚集在一起。不過，與(yu) 黑龍江的喧鬧宴會(hui) 和社交活動相比，俄克拉何馬州的友誼和互助更顯得低調，容易被忽略。

最終，我得出的結論是：這兩(liang) 個(ge) 地方的社交網絡和人際關(guan) 係實際上同樣重要。盡管在俄克拉何馬州獲取這些數據對研究者來說比在黑龍江困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