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為什麽討厭知識分子？

不論你是否願意接受這個(ge) 事實，美國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雖然在過去幾十年間美國在全球經濟總量占比不斷下滑，不間斷地被新興(xing) 的經濟體(ti) 追趕，這個(ge) 國家依然在國民平均薪資，人類發展指數，人均國民生產(chan) 總值當方麵依然處於(yu) 領先地位，並且在軍(jun) 事、科學技術、國際影響力等方麵領先。

豪無疑問的是，今天的美國社會(hui) 內(nei) 部也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種族，貧富差距等等尖銳的社會(hui) 問題將社群的撕裂推向極致。2016年，從(cong) 未有執政經驗、具有鮮明反智特點的唐納德·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舉(ju) 世嘩然。

特朗普一貫的做派、選前的言論引發民眾(zhong) 和媒體(ti) 的嘲笑，被視作一個(ge) 異類。實際上，特朗普並不是美國唯一不像“精英”的總統，他的當選更不是民粹主義(yi) 第一次在美國曆史上占上風。距離我們(men) 最近的一位也許是小布什——他糟糕的學業(ye) 記錄，常常出錯的英語和大大咧咧的牛仔作風給人極為(wei) 深刻的印象。

民眾(zhong) 對於(yu) 非“精英”、甚至“反智”型的領導人的選擇，也許多數非美國人無法理解的美國特色之一。這樣一個(ge) 科技、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為(wei) 什麽(me) 反智如此流行？

理查德·霍夫斯塔德

1963年，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曆史學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yi) 》。此書(shu) 甫一問世，即登上暢銷書(shu) 排行榜，並於(yu) 第二年獲得普利策獎（非虛構類作品）。這是·霍夫施塔特第二次獲此殊榮。

他1944年出版的博士論文《美國思想中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十分暢銷，已經為(wei) 他捧回了一個(ge) 普利策獎在這本以反智為(wei) 主題的書(shu) 中，作者詳細從(cong) 宗教傳(chuan) 統、社會(hui) 文化、民主政治和教育幾個(ge) 方麵分析了美國人心靈中反智主義(yi) 的由來和曆史發展脈絡（至1960年代），為(wei) 我們(men) 展示了美國文化中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反智”基因。

智識、知識分子和反智

“反智“一詞本身有多種含義(yi) 。反智主義(yi) ”或“反智論”譯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霍夫施塔特在書(shu) 中將它描述為(wei) 對於(yu) ”智識“和”知識分子“的輕視乃至敵視的態度。作者將“智識（Intellect，或智性）”定義(yi) 為(wei) “心智能力中的批判、創造及思索能力”，它幫助我們(men) “檢視，沉思，思索，理論化，批判與(yu) 想象”、“了解事情的整體(ti) 意義(yi) ”。與(yu) 之類似卻意義(yi) 不同的是“聰明（intelligence）”，它是指“掌握、操控、重新安排和調整事務”的能力，幫助我們(men) “立刻掌握狀況並作出評估”，它是動物即可擁有的能力，而智識則是唯獨人類才有。

所謂知識分子則是擁有“智識”的人。但作者認為(wei) 這與(yu) 我們(men) 大眾(zhong) 腦海中傳(chuan) 統觀點所認為(wei) 的從(cong) 事腦力勞動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的觀念不同。在作者看來，教授，律師，工程師，醫生這些需要“知識”進行工作的專(zhuan) 業(ye) 人士，雖然可能很聰，但卻未必是知識分子。專(zhuan) 業(ye) 的人士需要知識來工作，而非為(wei) 了知識工作。知識分子會(hui) 為(wei) 他的專(zhuan) 業(ye) 帶來某種對知識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本來並非工作所需。知識分子的行為(wei) ，必須要有自發及自我決(jue) 定的性質。

知識分子以某種宗教般的情懷麵對智識生活，因為(wei) 在西方，知識分子的角色由傳(chuan) 教士而來。霍氏引用蘇格拉底的話來描述這種情懷：“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或者說“沒有思辨反省的生命毫無意義(yi) ”。霍氏認為(wei) 人所能從(cong) 事的最高貴與(yu) 最接近神行的一件事，就是追求知識。

知識分子們(men) 都有一種特定的風格：虔誠的心態和實驗的趣味，或興(xing) 味。所謂虔誠，或者執著，指的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執著於(yu) 理念。他們(men) 常犯的錯誤，就是對於(yu) 某種理念過於(yu) 沉迷。因此虔誠需要平衡。

而過於(yu) 沉迷的對象，就是興(xing) 味。知識分子們(men) 會(hui) 對追求知識、心智運作產(chan) 生一種愉悅的感覺。必須說明的是，反對智識還是反對知識分子在現實中很難一刀切式的加以分辨。反對智性的人或社會(hui) 力量，通常會(hui) 對具有思辨和表達能力的知識分子有所憎惡。智識或智性，是冷靜，思辨、理性的。

表麵看來，它遠不如情感那樣具有浪漫的色彩。思考的過程通常又是艱苦的，因此給了反智的人很多理由。霍夫施塔特總結說 “反智建立在一組虛構與(yu) 抽象的敵意之上。與(yu) 情感對比，智識缺少溫暖；與(yu) 品格對比，它僅(jin) 僅(jin) 代表聰明，進而聯係到狡猾和邪惡；與(yu) 實用性相比，它是純粹的理論思維，沒有實際意義(yi) ”。

美國傳(chuan) 統中反智的淵源

在美國的文化傳(chuan) 統中，對於(yu) 知識分子和智識主義(yi) 的敵視一直存在。它首先來自理性主義(yi) 與(yu) 信仰之間由來已久的對立。美國文化是新教思想的產(chan) 物。實用主義(yi) 在美國根深蒂固的角色，並不是後來才出現的，而是在美國殖民時期新教思想的遺產(chan) 。作者認為(wei) 一個(ge) 宗教的風格與(yu) 其成員的階級有關(guan) 。

較為(wei) 富裕的階層通常喜歡把宗教理性化而且傾(qing) 向於(yu) 使用繁複的禮儀(yi) ；而中下層的人，尤其是不識字的人則喜歡感性的信仰。他們(men) 也比較反對循規蹈矩、繁複陳冗的宗教風格，例如聖餐儀(yi) 式和上流教會(hui) 的牧師。他們(men) 對於(yu) 貴族式的道德風貌和風格比較反感。

早期的美洲也吸引了大量對於(yu) 歐洲不滿的人群，成為(wei) 宗教上狂熱“先知”們(men) 的天堂。他們(men) 覺得不需要過於(yu) 正式的儀(yi) 式感或教義(yi) 知識上的修養(yang) ，對知識涵養(yang) 、美學不感興(xing) 趣，也反對統一的、像歐洲傳(chuan) 統那樣具有絕對權威的神職人員。因此基督教新教信仰上的無政府主義(yi) 和各自為(wei) 政相當流行，甚至成為(wei) 主流。當然，也不是從(cong) 美國一開始出現殖民地時就是這種狀況。

最早的一代清教徒移民，有著相當高的知識分子比例。大約每四十到五十個(ge) 家庭就由一位母國英國牛津或劍橋大學的畢業(ye) 生。約翰·溫斯洛普在抵達今天波士頓北麵的女巫鎮之後僅(jin) 僅(jin) 六年，麻州殖民地就籌款建立了一所大學——也就是今天的哈佛大學的前身。當今天的大都會(hui) 區波士頓還是個(ge) 人跡罕至的地方時，這些移民的子弟已經在教室裏研讀古希臘經典了。

按照霍氏的說法，到了十八世紀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時期，美國東(dong) 海岸殖民地在宗教信仰方麵的反智主義(yi) 已經確立了。在美國頗有影響力的新英格蘭(lan) 宗教改革家安妮·哈欽森(Anne Marbury Hutchinson，1591-1643)，就對專(zhuan) 業(ye) 的牧師具有敵意，並且反對大學教育。

美國政治的民主體(ti) 製，也引發了“政治庸俗化”地特征。美國的開國元勳中多數是具有極強思辨能力的知識分子，否則他們(men) 不可能在製度設計上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像約翰·亞(ya) 當斯，本傑明·富蘭(lan) 克林，亞(ya) 曆山大·漢密爾頓等等。他們(men) 是律師、企業(ye) 界或科學界獨占鼇頭的人士。在美國的流行文化中，他們(men) 也都有“聖賢“一樣的形象。

但建國之後，他們(men) 經過艱苦地思考之後締造的製度，最終由於(yu) 民主製度的施行，讓位於(yu) 民粹主義(yi) 。隨著時間的推移，“精英”的角色在政治體(ti) 製運行中的地位，被黨(dang) 派和理念的紛爭(zheng) 所替代。事實上，美國民主製度的設計就是基於(yu) 讓更多的大眾(zhong) 參與(yu) 民主決(jue) 策的初衷。而這種參與(yu) 和民情的向上傳(chuan) 達，不可避免地會(hui) 與(yu) 上層所謂的“精英階層”產(chan) 生衝(chong) 突。1796年，當托馬斯·傑佛遜有望接替華盛頓出任總統時，南卡州的聯邦眾(zhong) 議員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1758-1812）撰寫(xie) 了一個(ge) 小冊(ce) 子攻擊他“具有教條式的領導風格”。

他認為(wei) 傑佛遜本質上是個(ge) 哲學家，而哲學家通常在政治上有某些僵化的理念堅持。史密斯認為(wei) 哲學家視名譽高於(yu) 一切，更“適合筆耕贏得文名而非治理國家”。而遺憾的是，這和國會(hui) 議員費舍爾·艾米斯（Fisher Ames）的言論說傑佛遜“跟多數天才一樣，著迷於(yu) 宏大理論與(yu) 體(ti) 係性思想，而忽視了一般人會(hui) 中式的淺顯事實與(yu) 常識”，是當時很多人共同的看法。

這算是美國政界最上層地精英群體(ti) 所遭受地第一次攻擊。1798年，馬薩諸塞州的一位農(nong) 民威廉姆·曼寧（William Manning）撰寫(xie) 了的一本小冊(ce) 子《自由之鑰（The Key of Liberty）》，在美國曆史是十分有名。曼寧是一位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zheng) 中著名的萊克星頓和康考德戰役的民兵。他後來感覺到自己對於(yu) 國家的貢獻對於(yu) 那些當權的“少數人（the few，也就是聯邦黨(dang) 人）”來說變得沒有太大意義(yi) ，逐漸對這少數人控製的政府失去了信任。他認為(wei) 這少數當權者希望多數人（the many）變得在經濟上依賴他們(men) 。

曼寧的思想表現出對知識分子與(yu) 財產(chan) 階級的極端不信任。他在書(shu) 中還認為(wei) 大學教育出來的人們(men) 自視過高，教師和牧師的薪酬過高。“教育的推廣應該以物美價(jia) 廉的方式進行，讓所有人都有機會(hui) 接受”，“所以應該迅速大量的生產(chan) 師資，隻要用廉價(jia) 的薪水就能聘請他們(men) 教書(shu) ……教師資格隻是有一技之長，教師在課堂上勞動，於(yu) 是社會(hui) 上不再有學院中那些整日閑逸不勞動的人。”如果平民民主成為(wei) 主流，民眾(zhong) 自然覺得減少階級差異是正確的選擇，在文化和教育上占有過多資源的人越少越好。

那麽(me) 處理問題的時候，普通人直觀的、民粹式的智慧，就會(hui) 是不二選擇。從(cong) 這一層麵上說，美國政治製度對平民智慧的選擇，客觀上也就形成了催生反智潮流的因素。曼寧關(guan) 於(yu) 平民政治的理想在美國終於(yu) 成為(wei) 強音。在美國政治曆史上，有所謂的“傑克遜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說法，指的是以1828年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1767-1845）當選總統為(wei) 肇始，鼓吹大眾(zhong) 民主，以傑克遜及支持他的唯農(nong) 論者、平民主義(yi) 者、自由主義(yi) 者、民族主義(yi) 者等群體(ti) 參與(yu) 的政治運動及政治哲學思潮。

它維持了一代人的時間，並對美國政治形成了深刻影響。總體(ti) 說來，它對專(zhuan) 業(ye) 知識不信任，對於(yu) 中央集權、精英治國極為(wei) 憎恨，希望消除階級差異，具有“人民當家作主”的願望。有趣的是這一年，他在大選中戰勝的是一個(ge) 典型的知識分子，擁有布朗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授頭銜的、出身於(yu) “書(shu) 香門第”的約翰·昆西·亞(ya) 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

如作者所述，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時，無論是選舉(ju) 還是政治任命的職位上，士紳以及在美國政治舞台上被邊緣化了。

美國的社會(hui) 文化也確保了反智是美式思維的特色。這包括它商業(ye) 社會(hui) 的特征以及教育的“貢獻”。美國社會(hui) 從(cong) 很早就確立了其商業(ye) 社會(hui) 的特點。第30任總統開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曾經在1925年的一次演講中說：“美國人民的事業(ye) 就是商業(ye)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 people is business）。”

霍夫施塔特認為(wei) 在美國工業(ye) 化的過程中商人在反智陣營中具有核心的地位。這是因為(wei) 商人與(yu) 知識分子的價(jia) 值觀迥異：商人追求金錢與(yu) 權勢，而知識分子則是一群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不信任自己所處的社會(hui) ，一心追求道德價(jia) 值與(yu) 素質。商人的現實與(yu) 美國國民對“實用性”的追求不謀而合，最終合並成一股力量。一個(ge) 頗為(wei) 耐人尋味的例子是美國的巨富對於(yu) 高等教育的支持和看法。歐洲傳(chuan) 統的大學與(yu) 知識分子離不開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的貴族的支持。在沒有貴族的美國，這個(ge) 任務則由商人完成。

作者在書(shu) 中提到了數個(ge) 捐資創立了大學的富豪，包括範德貝爾德，洛克菲勒，卡內(nei) 基，斯坦福，約翰斯·霍普金斯等人。他們(men) 雖然慷慨解囊興(xing) 辦學校，其言論的記載中卻處處可見對於(yu) 思考、文化和曆史的輕視的表態。例如卡內(nei) 基對大學的博雅教育十分鄙視，但對和自己一樣從(cong) 學徒打拚成成功人士的名字如數家珍；斯坦福捐資興(xing) 學的目的是“提供實際的，而非理論性的教育”。

因為(wei) 從(cong) 東(dong) 部來的應聘者中，“最令人沮喪(sang) 的就是大學畢業(ye) 生了”。當然，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隨著經濟活動的日益複雜，大企業(ye) 必須開始依賴專(zhuan) 業(ye) 人士運營。這時學校教育的價(jia) 值開始凸顯。以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建立為(wei) 標誌的商科高等教育職業(ye) 化，開啟了在大學中講授“實用技能”的大門。

而商學院的教授們(men) 處在一個(ge) 有趣的位置：他們(men) 被其他領域的教授們(men) 的惡意包圍，認為(wei) 他們(men) 的學術水準值得懷疑；而另一方麵，也有相當數量的商業(ye) 人士懷疑商學院教授的知識的價(jia) 值——直到今天，對於(yu)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價(jia) 值的質疑也從(cong) 未停止過。作者還提到了 一個(ge) 有趣的例子：在美國的英文中有所謂“白手起家（self-made man）”的說法。這個(ge) 說法最初的含義(yi) 如字麵表達的一樣，指通過奮鬥，從(cong) 無到有的創立了一番事業(ye) 的人，不論是政治家，科學界或者別的成功者。

而在美國社會(hui) 中，這個(ge) 字最終通常用於(yu) 在指商業(ye) 上成功的人士。而這個(ge) 成功人士的標配是，最好沒有受過什麽(me) 教育。教育在常人的心目中與(yu) 反智之間的博弈應該是個(ge) 零和遊戲。而作者認為(wei) 美國的教育，也幫助促成了這個(ge) 國家反智傳(chuan) 統的認知。一個(ge) 舉(ju) 世公認的事實是，美國是極為(wei) 重視教育的國家，但在曆史上對公立教育的投入卻一直被批評。近代以來，美國是除了英國清教徒以往第一個(ge) 主張免費基礎教育製度的國家。

然而在作者所處的20世紀中期，已經有許多人批評美國對於(yu) 教育的熱情不再。“教師的低薪資、教室爆滿、上下午二部上學製、教室破舊設備老舊以及其他衍生出的問題，例如過度重視運動與(yu) 樂(le) 隊、不良學區內(nei) 的破爛學校……”等等等等。實用主義(yi) 依然是民眾(zhong) 和政治領袖所希望在學校裏看到的主旋律。美國地理學之父介蒂迪亞(ya) ·摩爾斯（Jedidiah Morse，1761-1826）所編著的地理課本上寫(xie) 著：“當世界上許多國家致力於(yu) 保護他們(men) 的文化遺產(chan) 時，在共和主義(yi) 的旗幟下的美國人則在學習(xi) 各種公私部門的效用。”

霍夫施塔特還批評美國教師的收入與(yu) 社會(hui) 地位處於(yu) 劣勢。在北歐、德國和法國這些國家中，老師的地位較受重視，老師——尤其是中學老師在鄉(xiang) 間很受尊重。而美國的情況就與(yu) 此相反。

作者提到1955年至1958年在艾森豪威爾總統內(nei) 閣擔任健康、教育與(yu) 社會(hui) 福利部長的梅瑞恩·（Marion Bayard Folsom ，1893-1976）曾表示美國教師的薪資水平幾乎可以稱得上“國恥”，表現了“社會(hui) 大眾(zhong) 對老師的極不尊敬。”作者繼續列舉(ju) 到，1949年美國老師的收入是當時國民平均所得的1.9倍。這個(ge) 數字在英國是2.5，法國5.1，西德4.7，意大利3.1，丹麥3.2，瑞典是3.6。而從(cong) 事老師職業(ye) 的人往往在假期，尤其是暑假期間去從(cong) 事副業(ye) 以彌補生計。

在這種狀況之下，老師們(men) 的社會(hui) 地位就十分尷尬，長久待在教師行業(ye) 的人就被看成是沒有大誌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人。作家威拉德·愛斯布裏（Willard S. Elsbree）的書(shu) 《美國的老師（The American teacher）》裏記載了各種杏壇的醜(chou) 聞：酗酒、誹謗，褻(xie) 瀆等等等等。其實時至今日，美國的文藝作品，包括小說、影視劇中，中學教師的形象也不是十分光彩。

深受中國觀眾(zhong) 喜歡的美國電視劇《絕命毒師》的男主角，就是一位因為(wei) 生活陷入困頓鋌而走險製毒的中學老師。影視劇裏中學教師角色的設定通常是與(yu) 難纏的青春期學生糾纏鬥智的失敗而無奈的中年人形象，很少光彩照人的角色設定。有趣的是，教師收入的微薄，恰恰符合了上文提到的曼寧在《自由之鑰》中的設想。

知識無用論與(yu) 實用主義(yi) 至上的觀點一直存在於(yu) 業(ye) 已在美國普及的中學教育之中。如前麵提到的，美國極為(wei) 重視教育。這個(ge) 新生的國家在較早的時間就開始著手中學教育的普及工作並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而對於(yu) 中學教學的內(nei) 容的確立卻十分波折——它經曆了從(cong) 早期博雅教育，到後來的“生涯發展導向“運動的過程。1947年在芝加哥舉(ju) 辦的一個(ge) 全國教育會(hui) 議決(jue) 議草案中說，美國的中學教育並未滿足大部分青年人的需要。20%的人繼續升讀大學，20%的人想要學習(xi) 專(zhuan) 門職業(ye) 技能，但是剩餘(yu) 的六成學生並不適合以上兩(liang) 個(ge) 選擇，因此需要”職業(ye) 發展導向“的教育。這也就是他們(men) 日後成家、作為(wei) 社會(hui) 上的消費者和公民所需要的實際技能，以及社會(hui) 生活所需要的倫(lun) 理道德，如何經營家庭生活，如何做好公民，如何享受休閑時間，以及如何維護健康等等。霍氏認為(wei) 這是”將生活的價(jia) 值置於(yu) 知識的獲得之上“的教育哲學。他還進一步認為(wei) 這種教育理念的背後，是日常生活中”知識無用論“立場的體(ti) 現。

知識分子的角色問題

作者使用《知識分子：與(yu) 社會(hui) 疏離或被同化》作為(wei) 本書(shu) 最終結論部分的題目。在霍夫施塔特看來，這是知識分子所麵臨(lin) 的兩(liang) 難境地：他們(men) 一方麵痛恨反智，也把這一點看作是社會(hui) 的嚴(yan) 重問題之一；但同時對於(yu) 社會(hui) 的“接納”始終無法形成統一的意見。知識分子應該扮演批判，而不是同社會(hui) 同流的角色。

作者引述了曾經擔任紐約州立大學教務長的曆史教授洛倫(lun) ·巴利茲(zi) （Loren Baritz，1928-2009）的話：“任何知識分子如果一味讚同他的社會(hui) ，則無異於(yu) ‘知識娼妓’，也背叛了他所承襲的傳(chuan) 統。”他進而呼籲知識分子退出社會(hui) 權力的位置：“如果知識分子被吸納入社會(hui) 權位中，那麽(me) 他可能冒著被社會(hui) 吞噬的風險……當他接觸權力時，權力會(hui) 接觸並腐蝕他。……當知識分子向權位負責而不是向智識負責時，他的心靈會(hui) 失去至少一部分自由與(yu) 彈性，而這些是他自身作為(wei) 知識分子最基本的配備。”

但作者認為(wei) 在他生活的20世紀中期，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布爾喬(qiao) 亞(ya) 化”的過程。美國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及更早的數十年間飛速發展，更為(wei) 成熟。知識分子開始變得安於(yu) 現狀，令人擔憂。也許是對這種擔憂繼續發展的憂慮，在這本書(shu) 正文的最後一段，霍夫施塔特很有洞見的寫(xie) 下下麵的文字：“……未來的文化恐怕將會(hui) 由思想價(jia) 值隻具有單一向度的人所控製。

這是有可能的，但是隻要我們(men) 立誌從(cong) 曆史中學習(xi) 教訓，我們(men) 就由信心未來不會(hui) 如此。”這是否讓你想到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單向度的人》？

中美反智主義(yi) 的對比

在本書(shu) 的最後，霍夫施塔特以下麵的文字表達了他謹慎的樂(le) 觀觀點。他寫(xie) 道：“自由民主社會(hui) 有一個(ge) 主要優(you) 點，就是很多不同風格的智識生活可以在其中出現——我們(men) 可以看到熱情而叛逆的人，也有優(you) 雅而華麗(li) 者，或是質樸而內(nei) 斂的、精明複雜的、聰明而又耐性的，以及某些觀察敏銳而很能適應環境者。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開放包容的心態，以便可以在即使狹小單一的社會(hui) 中，也能欣賞體(ti) 會(hui) 各種傑出的心智。”這讓人聯想到法國著名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首先提出，由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繼續發展的所謂“開放的社會(hui) ”的概念。在一個(ge) 開放的社會(hui) 裏，人們(men) 隻麵對個(ge) 體(ti) 選擇問題。這種有機的環境可以包容個(ge) 體(ti) 的個(ge) 性，僅(jin) 僅(jin) 傾(qing) 向於(yu) 道德普遍主義(yi) ；而與(yu) 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封閉的社會(hui) ——是靜止的，對外界封閉的法律與(yu) 信仰係統，就像是一個(ge) 頑固不化的頭腦，沒有信息的輸入，也就沒有未來。

一個(ge) 有機的係統具有自我修複的能力，在各種利益、思潮糾葛博弈的過程中，曲折地前進。必須指出的是，本書(shu) 所討論的是美國文化中反智現象的曆史根源及發展脈絡。我們(men) 可以認為(wei) 美國人心靈中多少有著反智主義(yi) 、過分倚重實用性的傾(qing) 向，但這並不代表反智主義(yi) 是今天美國社會(hui) 思維的主流。

毫無疑問，當今美國高等教育、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離不開教育中帶給國民的批判思維的能力、懷疑與(yu) 思辨的能力。這與(yu) 諸如納粹德國和前蘇聯的通過鉗製知識分子言論及科學理論的傳(chuan) 播造成嚴(yan) 重後果不可同日而語。

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對於(yu) 身在美國之外的讀者們(men) 更深度地了解美國曆史及其對現狀的影響非常具有意義(yi) 。正如台灣大學哲學係苑舉(ju) 正教授在本書(shu) 中文版的序言中談到：“當我在閱讀……的一開始，我忽然明白原來我們(men) 對於(yu) 美國的理解，是如此的淺薄，以至於(yu) 我們(men) 像一般美國電影中所扮演的內(nei) 容一樣，認為(wei) 美國人都活在沒有曆史的環境裏，隻有向未來不停地擴展，爭(zheng) 取個(ge) 人最大的權利。”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隨著它強大的國力對整個(ge) 世界具有巨大的影響力。

而人們(men) 在觀察、模仿美國方方麵麵的製度時，對於(yu) 其別後的曆史緣由和基礎，往往缺少更清晰的認識。往往造成“走偏”的結果。對於(yu) 習(xi) 慣了“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改變命運”的中文語境下的讀者來說，本書(shu) 的指向——智識本身就非常具有討論的意義(yi) 。

這本書(shu) 出版後的轟動效應也影響了當時在美國和香港學習(xi) 、工作的餘(yu) 英時先生。餘(yu) 教授回憶此書(shu) 對他產(chan) 生了深刻的影響，是他反思中國曆史上的反智現象的開端，於(yu) 是有了1976年那篇著名的長文《反智論與(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如餘(yu) 英時先生指出的，中國政治傳(chuan) 統中一直存在一種反智的氣氛。

由於(yu) 中國兩(liang) 千餘(yu) 年專(zhuan) 製帝國形態，這種傳(chuan) 統一以貫之，對中國人的文化和思維方式形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在秦漢以前的儒家學說中，對於(yu) 智識、智性並無貶抑的觀點。而秦代，統治者開始使用法家的權術，對儒家采取了強硬的壓製手段。

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治”，自漢代以後，皇權製度所形成的“法家化”的“儒家”則深入到從(cong) 國家治理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麵麵，一直秉持著壓製智性的底色。而封建統治者所追求的，正是巴利茲(zi) 所說的“知識娼妓”式的知識分子。

實用的技術可以通行，思辨的智性絕無生存的必要。然而在一個(ge) 封閉的係統內(nei) ，隻抱著“實用主義(yi) ”不放，其後果必然是帶著反智色彩的民眾(zhong) ，最終連發展“實用主義(yi) ”的能力也失去了。